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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交大西遷看高校使命擔當

　　1956年，6000余名交通大學員工，從上海遷至西安，成為西部大開發的拓荒者和先行者。從那時起，交通大學始終與祖國同向同行、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品格，更加執著而鮮明。交大西遷折射的，是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調整、大變革，交大人的義無反顧更是彰顯了高教人密切配合國家建設需要的光榮使命和責任擔當。

　　在西安交通大學西遷紀念館里，一張火車乘車證的影印件靜靜地安放在陳列柜里，“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的字跡依然清晰可辨，似乎在述說著半個多世紀前那場從東南沿海到西北腹地的遷徙中涌動的激情與渴望。從那時起，交通大學始終與祖國同向同行、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的品格，更加執著而鮮明。

　　1956年七八月間，6000余名員工，或華發滿鬢，或青春飛揚，正是手持這樣一張乘車證，登上了從上海開往大西北的列車?！爱敃r我很高興，雖說是去陌生的西北，但國家培養了我們，讓去哪里就應該去哪里！”當年22歲的機械工程系學生胡奈賽或許不曾想到，正是這股勇氣與執著，讓她與一路同行的交大師生一起，成為西部大開發的拓荒者和先行者。

　　從繁華的沿海都市到落后的西北內陸，交大師生義無反顧背起的行囊，不僅在而后的歲月里承載著兩所高校成長發展的使命與責任，而且伴隨著新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壯大，煥發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力量，全身心融入到這部高等教育“頂天”“立地”壯麗史詩的旋律之中。

　　困頓中的找尋

　　上世紀50年代的西安，與上海判若云泥：馬路不平、電燈不亮，晴天揚灰路，雨天水和泥，夏無大樹遮陽，冬無暖氣御寒。風沙中，第一次走出西安火車站的師生們，甚至認不出蒙塵太厚的公交車，即使近在咫尺。而在不遠的路途終點，是尚在田野之中的新校園。

　　在“向科學進軍，建設大西北！”的號召下，西遷的進程緊鑼密鼓。1956年6月2日，西遷先遣隊伍出發。8月10日，第一批西遷師生員工和家屬便從上海徐家匯踏上了西去的專列。

　　從繁華都市到荒原與麥田，僅當年4月到8月，便有200節車皮的1400臺儀器設備、400節車皮的行李家具陸續碾過隴海鐵路運往西安。

　　1957年9月的一個清晨，38歲的陳學俊作為交大西遷隊伍中最年輕的教授，站在西安交通大學東門遠眺秦嶺，寫下了一首《遷校有感》。這一年，這位后來成長為我國熱能工程學科創始人的年輕教授，在攜夫人和4個孩子臨行前，將上海的兩處房產交給上海市房管部門。因為他內心篤定，此去西安，必定是要扎根西北，不該也不能再為身外之物有所牽掛。

　　此前，1955年3月30日，高教部黨組根據中央方針，提出并上報國務院《關于沿海城市高等學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設任務處理方案的報告》。次日，國務院第二辦公室即批呈陳毅副總理，并送陳云副總理批示同意，報經劉少奇、朱德、彭真、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圈閱。

　　幾天后，高教部部務會議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及新建學校計劃（草案）》明確提出：“將交通大學內遷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開始基本建設，自1956年起分批內遷，最大發展規模為12000人?！?個月后，交大便收到了“自1956年開始內遷西安,并提前于1955年開始進行基本建設工作”的文件通知。

　　其實，對于交大乃至很多高校來說，伴隨著新中國各項事業從百廢待興到逐步發展的曲折歷程，高等教育的命運與使命的變遷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便已風云激蕩。

　　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中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钡诙?月，中共中央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在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思路下，從1952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4年間，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重任的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跨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卻依然需要面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經濟全面恢復和發展時期中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辦學小而全、系科龐雜、師資不足等現實問題。

　　有關統計顯示，1949年，全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學生人數僅有11萬，其中，工學院每年畢業生連1萬人都不到。而1953年，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在即，蘇聯支持的156個重點項目使人才成為我國最緊缺的“資源”，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高校人才培養顯然無法滿足國家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的需要。

　　經過小范圍的試驗后，1951年11月，教育部召開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和?？茖W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精神擬訂了全國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揭開了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的序幕，把民國時期效仿英式、美式構建的高校體系改造成效仿蘇聯式的高校體系，20世紀后半葉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基本格局由此發端。

　　如今已88歲高齡的上海交大原副校長范祖德，回憶起1955年被上海市委抽調到交大電力系任黨總支書記的過往，記憶最深刻的仍是當時國家發展高等教育的熱切與急迫。

　　當時交通大學已經前后經歷過多次大規模的院系調整，運輸管理系調整到北方交通大學，財務管理系調整到上海財經學院，理學院的數學、物理、化學3系的師資、設備除留下工學院教學所需之外調整到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東理工大學等校。據不完全統計，在院系調整中，交大雖有數十名教授調出，但交大的機械類、電機類和造船類的核心學科沒有削弱，而且得到了加強，被教育部定性為“多科性工業大學”。

　　在發展教育、適應國家工業建設的方針指引下，交通大學的招生人數從1950年的851人發展到1956年的2194人；畢業人數也從1950年的540人擴展到1956年的1350人，增長了1.5倍，直接為國家建設輸送了大批專業對口的技術人才。

　　“重新審視67年前進行的院系調整，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國高校為探索培養適應國家建設需要的人才而走過的艱辛歷程，同時它也成為我們理解中國高等教育變革的線索和注腳?！睆难芯空叩囊曇俺霭l，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發展與改革研究所所長吳霓認為，按照當今我國高等教育“頂天立地”功能的確認和發展，我國高校院系調整從上世紀50年代迄今，其間雖分為幾個階段，但直到今天，它從未間斷，并還有調整和延續的空間。

　　毫無疑問，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調整是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統計顯示，院系調整后，全國高校數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的182所，其中包含綜合大學14所、工科院校39所、師范院校31所、農林院校29所，我國高等教育重心從綜合類人才的培養轉向工業類和師范類人才培養，并且新增了地質、礦冶、電機、化工、土木等專業院系，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經濟建設所急需的專門人才，對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浪潮中的激涌

　　“60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深深吸引我的是為國家建設而拼搏的火熱生活，是開拓、創造、創新所帶來的快樂?！敝钡浇裉?，在85歲的西安交大教授潘季心中，當年在西去列車上唱著歌興高采烈的場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因此考慮我們學校的問題必須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合理部署來考慮”“我們這個多科性工業大學如何發揮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1955年交大西遷時，時任交大校長彭康的堅定，給西遷確定了基調。

　　因著邊建邊搬的方針，1955年10月，新校園破土動工。時任總務長的任夢林必須帶領2500名工人在一年時間內完成11萬平方米的建設任務！那年冬天似乎格外寒冷，時常風雪交加，地面積雪盈尺，施工組索性與工人們一起住進工棚，同甘共苦。支撐他們的是一個共同的目標——完成遷校任務，支援大西北。

　　國家的需要就是我們前進的方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責任，為了國家需要奮力拼搏無疑是那個時代高等教育事業不斷發展的強大內驅動力。

　　1956年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人民大廈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開學典禮。沒有因為遷校而遲一天開學，也沒有因為遷校而少開一門課程。

　　1955年中央決定交大西遷的當年，時任高教部部長楊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學到西安，將擔負起在上海不能擔負的任務”，“中央是把重大任務交給交大”。時隔26年，1981年4月，時任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如此評述，“交通大學的遷校，是我國在調整高等教育戰略布局方面一個成功范例”。

　　上世紀50年代，中央制定了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布局在陜西省的重點建設工程數量居全國首位，西安則是全國第二大重點建設城市。雖經過院系調整，但這里的高校數量、學生規模與沿海相比仍相去甚遠。及至1957年7月高教部向國務院提交兩校分設報告得到批準，1959年7月，國務院正式下發《國務院關于交通大學上海、西安兩個部分分別獨立成校的批復及教育部的報告》，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由此分設。1959年10月1日，在西安國慶節大游行中，西安交通大學的校牌第一次打出，廣袤的大西北自此擁有了第一所多科性的國家重點工業大學。

　　野兔校園叢中跑，半夜耳聞狼嚎聲。即便是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在打出西安交大校名的1959年，學校已建成實驗室和正在籌建中的各類實驗室共45個，其中屬于尖端專業的實驗室18個，與全國160多個工廠建立了密切聯系，有25個專業招收研究生，已在全國25個省份招收本科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嶄新氣象。

　　“如果說作為高校院系調整的序曲，交大西遷只是對我國工業發展的初步定調，那么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里對高等教育的調整則是要求‘必須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必須同國民經濟的發展計劃相配合’?！眳悄拚J為，作為我國當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交大西遷契合了與國家部署的新工業基地相結合的國家發展戰略，印證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高等教育在國家宏觀調控下逐步與各地區的經濟、工業等方面深度融合的路徑，確立了高校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重要功能。

　　篤定中的求索

　　3000，16000，40000，范祖德記憶深刻的這三個數字，分別是解放前交大的在校生數、分設兩地時交大兩部分的在校生數和如今僅上海交大的在校生數。

　　“我國能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教育發展走在了前頭?，F在上海交大40000名在校生中，2/3是碩士生、博士生，這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是不敢想的，當年交大只有一個電信研究所，10多名碩士研究生。當時我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甚至低于印度等國家?！狈蹲娴率冀K相信，伴隨著時代的演進，高等教育必須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肩負其不同的歷史使命。

　　在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分別于東南沿海和西北熱土兩地快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改革開放的春風強勁席卷華夏大地。在市場經濟驅動中，伴隨對知識和科技的高度依賴和渴求，高校也在重新審視高等教育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功能和定位。

　　1985年，羊城晚報記者劉婉玲的一篇《從“星期六工程師”引出的》報道，讓利用周末下鄉鎮企業“走穴”的工程師群體被首次被定義。

　　不僅在廣東，當時在上海，每到星期六傍晚，在長途汽車站、火車站或輪船碼頭，不時能看到一些身穿洗得有些發白的藍卡其布中山裝、風紀扣整整齊齊、拎著人造革公文包的中年人行色匆匆。星期日傍晚，同樣在這些地點，他們又行色匆匆地趕回上海。次日，他們則依舊出現在大專院校、研究所、國有企業的工作崗位上。

　　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風起云涌一度讓技術短缺成為制約發展的硬核因素。而上世紀80年代的上海，科技人才擁有量和科技成果擁有量均領先全國。利用業余時間到企業進行技術攻關并收取酬勞，便成為當年巨大市場需求下催生的一種“順勢而為”。

　　于是，在這種做法是否合法、是否合規的爭議聲中，1988年，在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科委關于科技人員業余兼職若干問題的意見》的支持下，一則“上海市星期日工程師聯誼會成立”的百來字消息登上了《解放日報》頭版，從“偷偷摸摸”到“堂堂正正”，冰凍的河床在春寒料峭中開始激流暗涌。

　　如今回過頭來審視那段過往，吳霓更愿意將“星工聯”或“周末工程師”視為現代社會和高校需要的專業人才流動途徑和人才培養的主要目標之一?！爱斍?，隨著市場經濟更加成熟，人員流動已成常態，但其使命并未因此結束?？茖W技術只有通過轉化才能夠真正成為現實的生產力，而專業人才的培養與流動以及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經濟建設是高等教育功能發揮的重要內容?！眳悄拚f。

　　在高校已然成為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生力軍的今天，我們可以輕易列舉出高校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70%以上的項目、30%以上的國家“863計劃”項目。而在計劃經濟時期，教育與科研則呈現脫節狀態。當年，“星工聯”的成立似乎是一次破冰，曾經，上?？萍既瞬攀恰按荷珴M園門不開”，可“星工聯”偏要它“一枝紅杏出墻來”。

　　同樣“春色滿園關不住”的，還有當時仍是“稀有物種”的高校畢業生的滿腔報國熱情。

　　1982年，恢復高考后的1977、1978級兩屆學生先后畢業，為當時求才若渴的中國社會注入了新生力量。上海交大校史檔案館的記錄顯示，1982年上海交大為社會輸送的畢業生中，近三分之一被直接分配到郊縣和邊區。他們告別城市，鉆進大山，來到祖國中西部，用青春、汗水和成長，鑄就著祖國面貌的翻天覆地。

　　在西安，西咸新區，西安交大也經歷著“二次西遷”。學校再次向西挺進，高教改革的交大樣板、新型城鎮化的西咸示范、國際科研教學高地和世界創新創業平臺——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將拔地而起，以匯聚更大范圍的高層次人才，打造動力強勁的西部發展新引擎。在“開放、共享”的基本形態下，創新港將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的現實問題為導向，以“大交叉、大融合”的“大平臺”為基礎，從適應并引領科技變革的需求出發開展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

　　在上海，浦東新區，一個占地面積約50多畝的科創集聚區上海交通大學張江科學園正在崛起?？茖W園按照“三個科學中心、兩個創新平臺”的新布局進行規劃，建成后，將助力張江科學城匯聚世界一流科學家，大幅推動我國在物理、材料、生物、醫藥和網絡等多個交叉學科前沿領域取得重大原創性研究突破，促進上海相關高新產業的跨越式發展。

　　交通者，天地交而萬物通之意也。面向數字化、大數據、機器人、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海洋開發、生命科學、經濟金融等前沿學科，交通大學在投入“一帶一路”、為實現中國夢培養高端人才的道路上堅定前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绊斕臁?，就是要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立地”，就是要扎根本地，面向全國，為地方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

　　過去已是今天的歷史，今天也注定成為明天的歷史。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曲折求索，我國高等教育有了明確的，并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實施“頂天立地”發展戰略，既展現了新時代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的責任擔當，同時也是建成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有效途徑。在歷史與未來的鏈接中，中國高等教育仍前路漫漫、使命在肩。

　　■鏈接

　　1951年11月，教育部召開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擬訂了全國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1952年秋，教育部在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的基礎上，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北京“八大學院”等，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為原則，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工作。

　　1952年院系調整，中央人民政府對全國舊有高等學校進行全盤調整，全國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調離本校，之前已經存在的綜合性大學均有大規模調整。此舉是為了打破民國遺留下來的英美高等教育體系，為新中國確立對高校的實際領導掃清道路。

　　1955年3月30日，國務院二辦收到高教部上報中央《關于沿海城市高等學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設任務處理方案的報告》，提出加強內地高校的任務，其中就有交大由上海遷往西安，交大的電訊工程系遷往成都。后來國務院又召開全國文教會議，正式提出了交大西遷任務。

　　1956年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正確處理沿海與內地的關系。在1957年發生遷校爭論后，周恩來提出了一校分設兩地的意見，后來經過討論，決定大部分遷西安，新興專業設在西安，交大的西安部分朝理工大學的方向發展，小部分設在上海，其中有老的機電底子，也有內地無法發展的造船、運輸起重等專業學科。

　　1957年7月30日，高教部向國務院提交兩校分設報告得到批準。9月，任命彭康為西安交大校長兼黨委書記，任命司法部副部長謝邦治為上海交大同一職務。10月1日，在西安國慶節大游行中第一次打出了西安交大校牌。（本報記者 柴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