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舞臺上的持久較量

“少年強則國強——加強學校體育工作系列報道”之二

中國競技體育已成為世界體壇一支勁旅。圖為中國奧運會代表團在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入場。CFP供圖

一名學生參加北京市中小學生體質健康標準測試。CFP供圖

　　1993年7月，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云曉發表的文章《夏令營中的較量》震撼全國，文章反映了參加夏令營活動的中日兩國青少年在獨立生活能力、吃苦耐勞精神和身體素質等諸多方面的差距。20年后，中國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等領域的成就舉世矚目，經濟總量已超過了日本，一個東方大國已然崛起，但中國青少年的體質健康問題卻日益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不難想象，如果兩國青少年之間再進行一次類似的“較量”，結果很難好于20年前。

　　一個已經舉辦了奧運會，并穩居奧運會金牌榜前3位的國家，早已不再是“東亞病夫”的時代，但實際上，這4個字正重新成為一個民族的擔憂。

　　歷史使命相似的東京奧運與北京奧運

　　1908年，《天津青年》刊登了著名教育家張伯苓提出的“奧運三問”——中國何時才能派一位選手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才能派一支隊伍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才能舉辦奧運會?

　　“奧運三問”提出后整整100年才算全部有了答案。2008年8月，北京舉辦了一屆被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評價為“無與倫比”的奧運會，中國人不僅成功地當了一回奧運盛會的東道主，亦以51枚金牌的成績首次登頂奧運金牌榜榜首。

　　北京奧運會在向全世界展示中國建設成就和振奮國民精神上的作用，與44年前東京奧運會對日本的意義何其相似!而將體育從“競技”向“大眾”轉身作為重要內容的奧運文化遺產，對于兩個“后奧運”國家也有著相似的意義。

　　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舉辦基于日本在二戰后的“經濟騰飛”，作為東道主，日本當然不滿足于僅僅通過奧運會展示自己的建設成就，競技成績同樣要達到巔峰。不負國人期望，日本代表團在東京奧運會上獲得16枚金牌，并首次躋身奧運金牌榜前3位。

　　也是在那個時期，經歷了近2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日本，在國民生活條件大幅改善的同時，卻開始出現青少年體質下滑的危機。2008年1月，本報記者曾赴日本采訪，日本體育協會總務部長山田剛回憶自己曾經歷過的那個年代，“‘垃圾食品’泛濫，加上體育運動的缺乏，日本青少年的體質持續下降，滿大街都是‘大象腿’、‘小胖墩兒’。 ”

　　“這最終促使日本政府痛下決心——僅僅一小部分人提高運動成績是不行的，讓大部分人參與到體育運動中來才是根本任務?！?/P>

　　在國家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日本政府開始將原本投入在競技體育上的財力，大量轉移到包括學校體育在內的大眾體育上，這曾在日本國內引發爭議。山田剛回憶道：“在東京奧運會上，日本代表團的成績太好了，金牌榜第三簡直是神話。政府政策的突然轉變，難免引起一些爭議?！?/P>

　　4年后的墨西哥城奧運會，日本代表團的成績直線下滑。但這只是開始，到1988年漢城奧運會落幕時，奧運金牌榜前10名中都找不到日本代表團的影子。在亞洲，長期稱霸體壇的日本也開始讓出霸主寶座，1982年的第九屆亞運會上，日本第一次失去了亞運會金牌榜榜首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代表團。

　　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速度令世界驚嘆，中國的競技體育同樣迎來了發展的“春天”。 1982年，中國首次在亞運會金牌榜上超過日本，從此再也沒有讓出亞運會金牌榜第一的寶座。許海峰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為中國體育代表團獲得第一枚奧運金牌。2000年悉尼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首次躋身金牌榜前3名，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代表團以創紀錄的成績獲得金牌榜第一名。

　　但和東京奧運會舉辦時的日本一樣，在國民經濟高速發展30年后，中國的青少年體質危機也開始顯現。實際上，在孫云曉發表《夏令營中的較量》的1993年，即中國改革開放10多年時，青少年體質下降的危機就已經顯露出苗頭。

　　日本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之后立即轉變發展戰略，體育工作的重心從競技轉向大眾，從1965年開始，政府將更多的預算投向國民體育事業。東京奧運會日本代表團創造的優異成績，并沒有簡單地駐留在金牌榜上，反而順勢成為掀起全民健身熱潮的強大助推力。1957年日本開始調查國民體育參與率，當時男性的參與率只有23%，但在東京奧運會后的第二年，這一數字就飆升到45%。

　　什么才是競技體育真正的生命力?

　　當日本代表團的奧運、亞運成績不再輝煌，日本的大眾體育尤其是學校體育卻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2011年，在德國女足世界杯上，日本隊成為第一支奪取女足世界杯冠軍的亞洲球隊;2012年倫敦奧運會，曾經長期稱霸亞洲的中國女排未能進入4強，在四分之一決賽上擋住中國姑娘的對手正是日本女排，日本女排最終獲得倫敦奧運會季軍。

　　當中國代表團依靠“舉國體制”的法寶在奧運會、亞運會上大把撈取金牌時，三大球項目的“低迷”卻令人無奈。眾所周知，球類集體項目的開展需要廣泛的群眾基礎，日本女足、女排的崛起正得益于足球、排球等球類集體項目的高度普及，而這種普及是以學校為基礎的。

　　包括足球、籃球、排球、棒球、曲棍球在內的集體球類活動在日本的各類學校普及度很高，僅日本的高中足球聯賽就有4000余支隊伍參賽，而中國的高中足球聯賽只有200支隊伍左右，如果以全部高中數量和在校人口作為基數對比，中日兩國的高中足球發展水平就不只是200比4000這么簡單，但這至少是兩國校園足球開展情況的一個直觀反映。

　　中日兩國男足國家隊在1975年6月23日首次交鋒，那是在1976年亞洲杯足球賽上，當時中國隊以2∶1戰勝日本隊，此后10余年，中國男足自恃身材高大的優勢對日本隊一直是勝多負少。但上世紀90年代之后，中日男足的交手成績逆轉，中國男足在“恐韓”之外，又逐漸多了一個“恐日”的陰影。兩國女足的發展軌跡更是讓中國球迷心碎，中國女足起步早于日本，作為奧運會亞軍，中國女足一度是世界強隊，但輝煌的歷史轉眼就成云煙。如今，中國女足不僅在世界足壇的地位不保，在亞洲也只能眼睜睜看著日本女足發展壯大而自嘆不如。根據日本足協的統計，2010年時，日本全國共有注冊女足隊伍1200余支，其中以大學、中學的隊伍為主，注冊運動員兩萬余人。而中國的女足隊伍卻在不斷萎縮，成建制的隊伍從巔峰時期的30多支減少為不到10支、運動員不過百余人。

　　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日本代表團終于再次得到16枚金牌，距離1964年東京奧運會上取得這樣的成績已過去整整40年。這40年，對于日本競技體育來說，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歷程，但成果卻實實在在。東京奧運會后，日本將發展國民體育事業作為體育工作的重心，雖然導致日本競技體育成績曾一路下滑，但隨著大眾體育、學校體育打下牢靠的基礎，40年后，當日本競技體育在奧運舞臺滿血復活時，它的生命力才真正旺盛。

　　“奧運三問”的深層次含義是什么?

　　作為近代知名教育家，張伯苓第一個將“奧林匹克主義”從西方引入中國，但他有關奧運的“三問”，也許要比問題的字面更有內涵。

　　張伯苓最早將有關奧林匹克教育列入學校課程，并明確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體三育并進而不偏廢”。有關奧運的“三問”，寄托著張伯苓對中國運動員、運動隊參加奧運會和中國人舉辦奧運會的期待，但更深層次的意義，是讓奧林匹克教育和體育精神影響中國社會。

　　40多年過去了，東京奧運會于今日日本社會最寶貴的遺產是什么?固然，對于那些50歲以上擁有東京奧運會直觀記憶的日本人來說，東京奧運會的精彩紛呈和激動人心的時刻是一種遺產，但正如日本體育協會總務部長山田剛所言，今日遍布日本城鄉的體育場地、嚴格確保的學生體育活動時間和空間、協調發展的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才使得全體日本國民受益，這一切都源于那一天——1964年10月10日，東京奧運會開幕的日子。

　　當大眾體育和學校體育在一個社會深深扎根、體育精神能夠影響一代又一代國民時，就不難理解為什么20年前在孫云曉的筆下，參加中日夏令營的日本孩子能夠更加自立、不畏苦、責任感更強，他們身體素質的優勢其實已是其次。時至今日，中國大眾體育和學校體育的土壤依然貧瘠，中日兩國青少年在夏令營的較量早已不是個體競爭的問題。

　　北京奧運會已經落幕4年，時光流逝，無論北京奧運會曾經給中國人帶來怎樣的振奮，那段記憶終將日漸模糊。一屆“無與倫比”的奧運會和中國代表團創紀錄的金牌數已經載入史冊，但這些卻不能成為北京奧運會真正的人文遺產。值得欣慰的是，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關注如何發掘北京奧運會的人文遺產，奧林匹克教育和體育精神的傳承，對于當下中國社會、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尤顯重要。（本報記者 慈鑫）本報北京12月18日電